长寿、机器人与两大强国之争

要求放慢人工智能发展速度的呼声，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表态。开发者呼吁暂停，既是在向竞争对手暗示自己的模型遥遥领先，也是在向监管机构表明愿意接受监督。少数美国实验室与紧随其后的中国对手正竞相迈向通用人工智能（AGI），这是一场围绕谁能获取生产力红利、谁能控制机器人技术将重塑的供应链而展开的地缘政治较量。

就业流失将是真实存在的，但关于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预言，反而分散了人们对眼前矛盾的注意力：寿命更长，职业生涯却更短。夺走我们工作的技术，也正是有望让我们活得更久的技术。医疗将是人工智能下一个、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落点。

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以大幅提升生产力，使经济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快速增长，生活水平也将随之提高，但前提是收益得到共享。然而，初期收益首先流向资本，而非劳动。人工智能无法被阻止；能够改变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而且这种分配必须改变：任何社会都不会容忍长期失衡。

没有人会放慢脚步

领先者不愿暂停，落后者更无力暂停：所有参与者都面对同样的博弈矩阵，而占优策略就是继续奔跑。全球约90%的人工智能算力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其他国家只能按照这两个国家制定的条件租用算力。

先是白领，然后是机器人

最先消失的是初级白领岗位，而白领工作处于劳动力市场收入较高的一端：摩根士丹利估计，受影响最大的职业薪资中位数约为97,000美元，而受影响最小的职业仅为46,000美元。

企业通常不会一开始就裁员。它们会停止招聘毕业生、不再补充离职员工，并把工作分配给现有员工，因此员工人数悄然下降，利润率随之改善。代价会在以后显现：初级工作是企业培养未来高级人才的方式，没有这些岗位，就无法造就下一代合伙人。

接下来是人形机器人供应链。宇树科技8月在上海上市，散户认购超额逾8,000倍，虽然带有投机色彩，但如此规模的认购说明市场已经认定人形机器人将成为下一个万亿美元产业。高盛（Goldman Sachs）在2026年9月发布的《Physical AI》报告中，将全球出货量基准情景预测上调至今年75,000台、2035年650万台。

机器人也是供应链争夺的主战场：谁能实现工厂、仓库和港口的自动化，谁就能决定制造与运输商品的成本。自动化也并未等待人形机器人到来：2024年，中国安装了295,000台传统工业机器人，占全球总量的54%。受控环境会率先实现自动化；每天走进不同住宅的技术工人则会最后受到影响。

交通运输将是下一个领域，体力劳动也不再是安全地带：Uber首席执行官设想，15至20年后公司的大多数行程将由机器人完成。我们预计这一进程会更快，最快可能只需10年，机器人的普及速度将像2022年之后的ChatGPT一样呈抛物线式增长。

人工智能、药物与机器人外科医生

人工智能设计药物；机器人执行实验，然后实施手术。AlphaFold就是关键例证：60年的实验室工作仅绘制了2亿种已知蛋白质中0.1%的结构，而人工智能在约一年内预测了几乎其余所有结构。预测出的结构并不等于药物，但可以省去数年的早期研发工作。

药物开发通常需要十多年；计入失败项目后，每一种最终上市的药物成本约为26亿美元，而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获批率不到十分之一。时间与失败率是核心瓶颈，而人工智能同时针对两者：在一期试验中筛选更优候选药物，在二期试验中匹配更合适的患者并缩小试验规模，在三期试验中减少失败。

去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台机器人在猪组织上独立完成了胆囊切除术中一个耗时较长的阶段。外科医生也不会置身事外：先由机器人辅助，再由机器人操作、医生监督。

预防医学也在同步推进。盖洛普（Gallup）全国健康与福祉指数在2026年7月发布、并于9月8日修订的数据显示，目前11%的美国成年人正在使用GLP-1药物减重，两年前这一比例仅为3%；糖尿病患病率已回落至12.8%，为2022年以来首次低于13%。过去，医疗技术往往通过延长人们带病生存的时间而推高医疗支出；GLP-1则是自疫苗以来最明确的大众市场例外，因为它能降低疾病本身的发生风险。

长寿，以及谁来买单

把人工智能的各条作用路径放在一起，终点就是长寿。我们仍然会衰老；目标是让生命最后15至20年的健康状况更好。全球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带病生存的年数，已达9.6年且仍在扩大；澳大利亚则为12.1年。

更大的问题存在于医院之外。养老金与保险依赖以65岁退休为基础建立的精算假设，而每一项假设都将发生变化。我们一方面告诉人们，更长的寿命要靠延长工作年限来支付；另一方面又投资于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技术。两种说法单独看都合理，但放在一起，就必须回答谁会雇用更健康的65岁劳动者，而目前没有人有答案。

对于仍有工作的人来说，多出的五年健康寿命意味着多工作、储蓄五年；对于所在职业已经萎缩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多支取五年资产。生物学结果相同，财务结果取决于你拥有什么。

护理成本可能吸收大部分收益。澳大利亚非市场部门，尤其是医疗和护理行业的生产率低于2007年水平；仅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本财年的预算就达到560亿澳元。这就是服务业的成本病：护理依赖人力，其生产率不增长，因此当其他一切变得更便宜时，护理的相对价格反而上升。再多的药物发现也无法治愈这一问题。

这也正是机器人再次登场的地方：医院和住宅是为人类建造的，这构成了机器采用人形设计的最有力理由。如果人工智能药物能够延长健康寿命，而护理机器人能够降低剩余治疗与照护的成本，那么成本病终于可能获得治疗。

政治考验将在11月到来

11月3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将是第一次考验。一个小镇失去一份工作是政治事件；一项生产率统计数据则不是。美国国民账户已经显示出这种转移：劳动收入占美国产出的份额降至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而企业利润创下纪录。美国资本主义能否承载一个几乎没有资本的中产阶级？

最坏的情形是：前1%人群获得更多，中间阶层被掏空，愤怒最终指向技术本身，而不是收益分配。古罗马就是历史警示：财富集中、农民失去土地、共和国走向衰落。

任何公司都不能在削减员工人数的同时假设客户收入不受影响；一家公司的工资支出，就是另一家公司的收入。家庭财富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股票：财富效应支撑消费，人工智能支撑财富效应，而人工智能又正在冲击持有这些资产的家庭收入。目前，转移的第一阶段仍在推高企业盈利，消费尚未明显转弱。

中国即使不是并列第一，至少也是紧随其后：其最优秀的模型仅落后美国领先者四至八个月，成本却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在模型下游应用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中国在需求出现之前就建设了电网，而美国的数据中心往往需要排队多年才能并网。

不难想象，中国政府会把人工智能用于提供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社会服务，而美国版本目前主要让技术建设者获益。中国的“轻资本主义”模式使国家能够引导收益流向，其治理合法性建立在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之上。如果检验标准是收益能否到达普通民众，中国的位置更有利。

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收益向资本转移，整体上有利于股东，但仅仅拥有人工智能敞口并不构成投资逻辑：买入价格很重要，企业也必须能够保留部分收益。

人工智能开发者必须从高额资本支出中获得回报。成本下降而收入不变的使用者才是赢家：按结果收费的企业可以保留节省下来的成本，而按工时或用户数量收费的企业则会把收益让渡给客户。理赔处理、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后台业务，以及固定收费的专业服务最符合这一条件。

证据应当体现在财务报表中，而不是公司公告里：人均产出上升，并且在计入模型、系统集成和监督成本之后，现金利润率得到改善。

澳大利亚既最有可能受益，也最为迫切：劳动生产率仅比2015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高约1%，而人工智能是唯一不需要立法改革即可启动的生产率杠杆。正如我们在7月指出的，优势属于那些能够迅速把决策转化为实际运行系统的中小型企业。ASX 20代表的是传统资本，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成为搁浅资产。

医疗保健是变化最深刻的领域。对大型制药公司而言，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应对专利悬崖，也可能让今天的药物过时；预防医学还会使部分医疗企业失去存在价值。

在机器人领域，较早的投资机会在于工业使用者，而不是机器人制造商。这能拯救德国汽车业吗？机器人可以降低宝马汽车的生产成本，却不能让更多人愿意购买。

在利率方面，建设阶段具有通胀性，因为电力、芯片和施工人员都很稀缺；但最终结果具有通缩性，因为经济能够以更少投入完成更多产出。9月显然处于第一阶段：受这些稀缺因素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3%，为2002年以来最高。在第二阶段，政策利率仍会较高但不再具有限制性，随着通胀溢价消退，10年期收益率将下降，收益率曲线趋于平坦。这正日益成为市场对长期走势的核心判断。

与人工智能共同生活

如果国际协议减缓了竞赛，如果美国实验室重新取得决定性领先并维持高价，如果实施成本与竞争吞噬了节省下来的收益，如果到2028年人工智能药物在临床试验中仍不断失败，或者如果11月之后出台的暴利税和公共持股安排削弱了资本回报，那么我们的判断就会出错。

更长的寿命正在到来；除非资本所有权扩大、政策让收益得到更广泛分配，否则不足以为长寿买单的短暂职业生涯将成为默认情形。我们会在两层意义上与人工智能一起活得更久：因为它而拥有更多健康年岁，也将在更多岁月里与它共存。技术本身并不决定谁受益；拥有资本份额才决定结果。